《春秋》是以魯國國歷為準的編年史，由孔子修訂而成 。《春秋》，即《春秋經》，又稱《麟經》或《麟史》，中國古代儒家典籍“六經”之一 。也是周朝時期魯國的國史，現存版本由孔子修訂而成 。《春秋》用于記事的語言極為簡練，然而幾乎每個句子都暗含褒貶之意，被后人稱為“春秋筆法”、“微言大義” 。后來出現了很多對《春秋》所記載的歷史進行補充、解釋、闡發的書 ， 被稱為“傳” 。
【春秋是根據哪國歷史改編的 春秋是哪個國家的一部編年史】
孔子“作春秋”的原因，史記中是這樣記載的：“余（太史公）聞董生曰：‘周道衰廢，孔子為魯司寇，諸侯害之 ， 大夫壅之 。孔子知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為天下儀表，貶天子，退諸侯，討大夫，以達王事而已矣 。’子曰：‘我欲載之空言，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。’“司馬遷對《春秋》極為推崇：”夫春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紀，別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猶豫，善善惡惡，賢賢賤不肖，存亡國 ， 繼絕世，補敝起廢，王道之大者也 。……故春秋者，禮義之大宗也 。夫禮禁未然之前，法施已然之后；法之所為用者易見，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。
學術界對于《春秋》的史學價值存在質疑 。胡適認為：“《春秋》那部書，只可當作孔門正名主義的參考書看 ， 卻不可當作一部模范的史書看 。后來的史家把《春秋》當作作史的模范 ， 便大錯了 。為什么呢？因為歷史的宗旨在于‘說真話，記實事’ 。《春秋》的宗旨，不在記實事 ， 只在寫個人心中對實事的評判 。”徐復觀先生也說：“可以斷定孔子修《春秋》的動機、目的，不在今日所謂‘史學’，而是發揮古代良史，以史的審判代替神的審判的莊嚴使命 。可以說，這是史學以上的使命，所以它是經而不是史 。”
然而史料記載中并沒有對《春秋》的歷史記載產生懷疑 。杜預在《春秋左傳集解·序》中說：“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，考其真偽，而志其典禮，上以遵周公之遺制，下以明將來之法 。”朱熹說：“圣人作《春秋》，不過直書其事，善惡自見 。”
《春秋》記史的筆法與《史記》不同 。司馬遷明確指出：”余所謂述故事，整齊其世傳，非所謂作也，而君比之于春秋，謬矣 。”但《春秋》的“微言大義”并不意味著其“言”是失實的 。張京華有這樣的評價：“如果說‘良史’、‘實錄’代表了古代史學的基本原則，‘微言大義’則是代表了古代史學的最高境界 。”也許正因如此 ， 《左傳》才會說：”《春秋》之稱 ， 微而顯 ， 志而晦，婉而成章，盡而不污，懲惡而勸善，非圣人，誰能修之？“
